|
Laurie Barclay：您在移植领域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功关键在哪里？ Thomas E.Starzl：是坚持，即使是面对挫折、批评和明显的失败；认识到成功的移植不仅依赖外科技术，而且依赖于捐献器官的保存和预备，还有控制供体和宿主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因素；研究免疫抑制策略；以及运用移植中所学到的知识处理其它疾病。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还有没有其它移植方面的重要进展？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肝脏移植是由肾脏移植演化而来，事实上，有两项技术是在１９５８年同步发展的。我在肝移植上的研究，表明免疫抑制药物如何对结果的改进，使得肾脏移植实现大的跨越。１９５９年，在利用这些药物之前，波士顿的Joseph Murray和巴黎的Jean Hamburger成功地实施了双胞胎兄弟对辐射亚致死患者的同种异体肾移植。少数病人以这样的方法存活了下来，但是最终该技术被弃用。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来自波士顿Tufts 大学的Robert Schwartz和来自Minneapolis的Robert Good 研究表明移植后每日服用６－硫基漂呤（６ＰＭ）可改善兔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存活。后来伦墩的Roy Calne 和Ｒichmond 的Charles Zukoski 研究表明６－ＰＭ和咪唑硫嘌砱，一种６－ＰＭ的衍生物，可提高狗肾脏移植的存活期，但也只达到４０天。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Murray博士率先在人类肾移植中试用了６－ＭＰ，作为单一治疗或与其它细胞毒素的药物。在最初１０例移植中，只有１例存活了一年，而且最终１７个月后死亡。 尽管我对此结果十分失望，但是它帮助我认识到有效的免疫抑制对肾移植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技术将对任何其它移植都可适用。所以，１９６１年后期，在科罗啦多大学，我开始试验联合使用咪唑硫嘌砱和强的松的作为免疫抑制剂的功效。 １９６６年，我研究发展的三药摄生法，即使用ＡＬＧ、咪唑硫嘌砱和剂量降低的强的松，受到了一些阻碍，因为ＡＬＧ效能一批一批发生变化，致使无法预测效果。取得的一大突破是使用单克隆抗体对准全部Ｔ细胞群、Ｔ细胞子群和其它特定靶细胞。然而，这些更高靶向性的治疗基本上使用了我首先采用ＡＬＧ研究发展的相同的策略。 ６０年代中期，法国的Henri Garnier和英国的Roy Calne and John Terblanche研究表明，大约五分之一的远系繁殖的猪肝脏受者即使在不给予免疫抑制治疗也不会排斥其同种异体移植物。我证实了这一发现，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一些研究小组，包括我们的，研究表明某种供受体老鼠品种的结合，即使没有给予治疗，它们对同种异体移植物具有终身的忍受性。 １９６６年首例人类肝移植成功以后不久，１９６８年在南非Ｃapetown开展了首例人类心脏移植，１９６９在美国Minneapolis实施了首例人类胰腺移植,都使用我研究的三药联合治疗方法。人类骨髓移植，它不必要求HLA匹配，也诞生在1968年。 尽管对直接器官移植存有怀疑，以及相关的批评，肝、肾移植现在已得到广泛应用，并被认为是许多终末期患者和一些难以逆转的疾病的标准治疗。世界上肝移植最长的患者已存活36年，另有34位在科罗多拉大学移植的患者至少存活25年。 扭转肝移植研究局面的一大进展是，Calne 博士于1979率先使用环孢霉素，然后我证明了它与强的松合用，效果更佳。十年之后，我们在二药或三药疗法中加入亚烯丙基，效果更加显著，尤其是对肝脏移植。 | 
发表于 2006-9-22 11: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