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祝贺肝移植之父Dr.Starzl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甘移民

祝贺肝移植之父Dr.Starzl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

各位朋友：

我是一位换肝人（本人常自诩“甘移民”），现已六龄。六年来，我虽然经历颇多坎坷和痛苦，但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乏快乐和希望。今上网偶见有关世界肝移植之父的英文介绍，于是萌生以译之来祝贺这位肝移植之父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同时感谢我的再生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浙一医院院长郑树森先生、以及梁廷波、王伟林、沈岩、张珉教授、卢博士和可敬的护士小姐。

六龄移民

译自肝胆相照网页

本人E-MAIL：kingtd99@yahoo.com.cn

以下是Laurie Barclay博士对肝移植先驱Thomas E.Starzl博士的访谈录：

Medscape编者按：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６日，Thomas E. Starzl博士，因其在器官移植方面长达４０余年的开创性工作，被授予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奖。他无数不朽的成就包括：１９６３年实施世界首例肝赃移植，１９６７年成功完成世界首例肝赃移植以及在抗排异药物使用方面的开创性成就。他的研究已经降低了器官受体对药物的长期依赖性，并继续从事意义深远的大量分枝学科研究，范围涉及免疫学、基因学和新陈代谢疾病等。他那令人深思的移植伦理思想已成为该领域现行政策和立法的基础。

匹兹堡大学校长Mark A. Nordenberg　称此奖为“具有终生杰出成就和非凡影响者应得的礼物”。

Starzl博士被认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外科医生”和“世界上在广泛临床医学被引用最多的科学家”。医学博士、主管健康科学高级副校长、匹兹堡大学医学院（ＵＰＳＭ）院长Arthur S. Levine认为Starzl博士“科学想象力超越其时代的革新者”。

为了更加了解这为“移植之父”无价之贡献和关于他未来研究的建议，Medscape（一医学杂志） 的医学博士Laurie Barclay专访了Starzl博士。他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ＵＰＳＭ）在职著名外科教授和位于宾夕法尼亚洲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Thomas E. Starzl移植研究所荣誉理事。

Laurie Barclay：何时实施首例肝赃移植？它对新近移植领域发展的起何作用？

Thomas E.Starzl：始于１９５８年，我在狗身上建立了两个置换模型。第一个模型仅仅针对肝赃移植。它最终成就了我始于１９６７年在人类身上成功施行的首例肝赃置换。这种（置换）程序现在还在广泛使用。第二个模型是多内脏移植，包括肝赃、胃、小肠和胰腺。这种手术最后于１９６７年在人身上

获得成功，并且经过对程序上的一些修改，它正被当今越来越多地使用。

为了是那些移植获得成功，首先在动物，然后在人类，我不得不开发新的外科技术和研究器官获得和保存的新原理。化了两年时间才使了任何品种、同种异体、任何器官移植获得成功，同时先于免疫抑制实用性。因此，许多人认为此项工作将在临床医学上几乎无应用潜力。然而，事实上，它最终引发了基础科学、临床医学和生物伦理等相关领域一系列连锁反应，并诞生了一个崭新的移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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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e Barclay：请告诉我您职业生涯中高峰在哪里？

Thomas E.Starzl：与其说是高峰，不如说是高原。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之间，我的实验研究目标采用同种异体移植来置换人类肝赃。虽然此项研究把注意力贯注在肝赃移植上，但是，它可广泛应用于器官获得和保存，以及各种以组织移植中心。

１９６２年，我首先使用狗的肾脏集中研究免疫抑制技术，因为肾脏移植比肝脏移植的问题要少。这些实验导致了联合使用咪唑硫嘌砱和强的松的免疫抑制技术。我们在科罗多拉大学开始了人类肾脏移植。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我们进行了世界上首次系列肾脏移植，移植患者成活１年或更长时间。事实上，一年成活在开始的６４例中超过７０％。

尽管在肾脏方面取得了这些史无前例的结果，但是于１９６３年实施的首例肝脏移植还是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决定停止肝脏移植，直到１９６７年。当时，集中精力开展动物研究以解决需要克服的难题，并取得４大进展，总的来说，其中３个在移植领域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

尤其在肝脏上的进展，就是全肝置换的结果有些令人惊奇，它比辅助肝移植更具可行性，移植时，捐肝可以不必将宿主肝除去。弄清了为何成活率实际上的下降导致一些新科学概念的发现，这些新概念适用于广泛的人类疾病。

在那３个进展中的一个，可适用于其它种类的移植，使人们更好地了解ＨＬＡ匹配对器官受体的作用。对肾脏移植而言，不象骨髓移植，ＨＬＡ匹配的好坏，对

移植成活无关，除非完全兼容。但是，对一个濒临死亡的待移植患者，等不到完美匹配的器官，其仅存的一线希望就是当他接受一个ＨＬＡ不匹配的器官后，病情不会恶化。１９６４年，我发现通过消除宿主已预成的抗移植抗体，ＡＢＯ血组的配型可降低过急排异风险。１９６５年，Terasaki 、Marchioro和我描述了胞毒抗体交*配型试验，这使受体消除了抗移植抗体。

１９６３至１９６７年间，另一个重点是改善免疫抑制反应。使用马抗淋巴细胞血清免疫狗和人类细胞时，我准备了抗淋巴细胞蛋白（ＡＬＧ），试用在狗身上。结果表明无论在肾脏和肝脏移植前、移植中还是移植后均有效果。所以在１９６６年，我开发和试用了人类特种ＡＬＧ，这催生了三药联合疗法――ＡＬＧ、咪唑硫嘌砱和剂量降低的强的松。

我所发现的是：即使免疫抑制疗法限制在４个月的咪唑硫嘌砱和小剂量ＡＬＧ疗程，狗还是获得长期的成活。这也激发了自己对犬科的研究，增强了最终实现人类肝脏移植成功的信心。

第三个主要进展是，在１９６３－１９６７年间，与器官的保存有关。我运用本人开发的灌注系统，以及更好的静态保存技术，可使狗的肝脏保存较长时间。所以，最后似乎人类肝脏移植一切准备到位，并于１９６７年，我们重启了这一临床项目，同年晚些时候，数例肝脏移植患者，采用咪唑硫嘌砱、强的松和ＡＬＧ联合疗法，获得更长的存活期。

１９７３年初，我认识到，入口静脉血包含保存肝脏大小、功能和再生能力所必需的体液因子。在促进和保护肝脏方面，内源胰岛素是内脏静脉血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发现推进了我们对肝脏生理学，特别是腔静脉吻合分流的了解，并使我们能够用所学的来治疗丙三酮、胆固醇的先天性代谢障碍。除肝移植以外，我们开始看到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生物学可能最终帮助我们治疗这些疾病。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我开展研究器官和骨髓移植嵌合性依赖机制。通过与Rolf Zinkernagel的合作，从１９９７至今，我研究了移植免疫学可怎样帮助我们阐明以传染病、恶性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为基础的免疫学。

最后，我要补充的是，移植领域唤醒了许多科学、临床和伦理上的辩论。我努力通过引领关于器官捐献政策、如何定义死亡、认捐和其它涉及人类实验、最佳资源分配、相关立法，以及确保可用器官的公平分配等的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在该领域培养的数以百计的同行人员，继续起领导的作用，并把我们从研究中学到的传承下去，不仅因为用于移植本身，而且用于免疫学和药物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