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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癌症患者，又是一个癌症复发转移且又多病种患者的人。 在未生“癌”之前就已是一个疾病缠身、身材矮小、虚弱的人。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领导或熟悉我的医生，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碰面时，第一句话就是问“老高，你身体好吗？”可见，正是由于我一直衰弱的缘故，他们一见我就只想到关心我的健康状况。 我出生在旧社会，住破庙，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父亲木工手艺为生。生活穷苦潦倒，母亲去张堰“住人家”（即做佣人），妹妹送人家做童养媳，一个弟弟出生才三天（三朝）就送给了人家。刚解放的第二年（1950），地方上的老百姓都很穷，但党和政府把第一缕阳光的温暖送给了我们穷苦人，我家分到了三亩土地，没房住就安排住到地主家（新巷村周家）被没收的房子里。1950年3月，母亲回家了，妹妹也探家来了，正当我欣喜若狂、投入母亲怀抱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的劳累和饥饿病倒了。因为没钱医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才十岁。 葬好母亲，父亲顾不上我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就离家打工去了，我就开始过一个孤儿般的生活。为了生存下去，我只好沿村乞讨，过着叫花子的日子。穷人见了穷人的孩子，在无力收养的情况下，哪怕只有一碗粥也给了我半碗吃。但在冬天和雨雪天气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想挖“黄花——紫云英”煮了吃，只一刻钟的时间小手就冻僵了…… 这样的流浪生活过了一年左右。 也正因为我瘦小体弱的原因，我的舅舅喊住我父亲，商量着孩子这样下去将来长大了做不动（活）怎么办，也正在这时候，政府在统计“穷苦人家孩子要上学”的事情，在这样的机遇中，我被免去了学费，只交书本费（几毛钱）我就可以上学了。但当时的境况哪有钱呢？老师网开一面，叫我父亲帮忙修理几张课桌、椅子就算是抵交了学费。就这样，12岁的我就开始了上学读书。 生活像个打翻了的五味瓶，倒出来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在上学的过程中，我又经历了人生的几个转折点。 1956年小学毕业之际，我的血吸虫病也正值晚期，挺着大肚皮（腹水）已属无药可救，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手术切除脾脏肿块，才有可能捡回性命。当时我毫无主见，就由当时的浦南医院（现在的亭林医院）苏式尧外科大夫给我拿下了已经肿成6斤重的脾脏。靠的是毛主席“送瘟神”的号召，当时政府对血吸虫病的免费政策才能挽救我和像我这样的一大批晚期的血吸虫病患者。 进入初中阶段的第二年，我又患上了乙脑，又是性命交关的时刻党和政府免费为我治愈了。（现在好了，根治了血吸虫病，孩子也有各种免费疫苗接种，预防为主） 几次捡回性命，使我非常的珍惜生命，珍惜学习机会，身体虚弱但坚持学习，在知识海洋里汲取营养，看书学习，做好每一项作业，认真完成每一学期寒暑假的题目。虽然知识学到了，但身体却是班级甚至全校的最差生。 我最怕“体育课”，因为我跑不动、跳不高。那时，亭林中学的怀正老师教的是体育和画图，上画图课时，经常表扬我图画的好，并几次示范给同学们看，上体育课时，刚开始还原谅我病刚治愈可不参加活动，但时间长了看我还是逃课，人躲躲闪闪，就终于忍不住点名批评我。在每个学期的成绩报告单评语中总是写着“学习是好的，品德也是好的，但不坚持锻炼，身体不好，今后怎么能踏上社会参加祖国建设？”后来我吸取教训，参加体育锻炼，体育成绩也终于达到合格，地上翻滚运动、倒立运动等都达到了优良，为鼓励我，这个学期我被评上“三好学生”，受到了学校学生大会的表扬和奖励。 1962年在国家困难时期，时年也24岁了，考虑到年龄、家人和当时的国家形势，我进入了亭新农机厂工作，为了改变落后的农业面貌，我做过木模（木制模型），画过机械图纸，进行了农业机械化实践，后又根据形势和上级需要，进入了镇办综合厂，后转标准件厂埋头苦干。在接二连三的各项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十分动乱、干部们几上几下的那些惶惶不安的样子，使我对政治不感兴趣、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科学的春天来了，拨乱反正，各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我在工业这条线上默默的工作者，靠着吃苦耐劳，我从工人、车间主任到厂部行政，从物资管理到生产供销，从账务管理到厂部宣传，各方面尝试直至退休，也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厂和上级部门的表扬和奖励。 1998年退休后，由于紧张的工作之弦一下子松了下来，总觉得有些不适应。从镇上回到了农村，户口也迁入到乡下。生活轻松了但是身体却出了毛病。1999年4月胃出血，2天就吐了3次血，每次都在半碗左右，血红蛋白一下子降到了6克，医生2次开出病危通知单，但在医生的抢救、亲人的照顾和我的坚持抗争中，总算控制了病情，一年时间内，我在三处医院（亭林、金山、上海）不断地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再次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 2001年4月，病魔又张开了血盆大口，似有吞没我的生命之势，我患的毛病更大了。左小腿上长出了一颗黑色的恶性肿瘤，上海化验专家说，这种细胞的恶性程度极高。当时我心里确实害怕和着急。我想起我的父亲生了肺癌，在他49岁那年活活的被折磨成骨瘦如柴后痛死。（那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生癌逝世）。我也记得我小叔生了脑瘤，39岁就离开了他热爱的教育岗位。生了癌症就等于跨入了鬼门关。但又一想，人总是要死的，比比他们，我已经幸运了好多。于是，我遵照医院专家建议，先住院手术切除，像个赤豆大小的瘤被逐渐挖大挖深，像是削烂苹果一样的，足足挖了三两肉，术后小腿顷刻间陷了下去。出院后医生给我配了一个月的药，叮嘱我按时吃药，吃完再配，起码要吃药吃一年左右。 由于当时自我感觉良好，手术？扩大范围，没有去放化疗，就只想只要药物控制就会康复。2002年5月，觉得胃部极其不适，在亭林医院又住院28天不见成效，后去中心医院住院，经过胃镜检查排除了胃癌，而是大面积的糜烂，这样又住了第二次医院，后来加上去上海仁济医院检查、配药和治疗，折腾了半年多时间。治好胃病后，我心想这回总算太平了。可是不到4个月，即2003年5月，身体又更不适了，人软绵绵的，全身都不舒服，并在左腹股沟发现了“心阳活”（即淋巴肿块）。老伴急了，陪我到上海肿瘤医院做淋巴穿刺活检，果然发现了癌细胞。天哪！仅23个月就又复发转移了，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了信心，认为离阎王殿的鬼门关不远了，这次不进去才怪！心想：这几年几次大病治疗，已花去了几万块钱，对我这个每月几百块的工薪阶层已足够困难了。当时我选择了放弃，省的浪费个人、家庭及国家的钱财。医生的建议、亲戚朋友的开导和动员，我又听了大家的话，住院检查治疗。医生告诉我和家属，由于发现及时，仍属早期，再次手术切除治疗后，这一次增加了放疗35次和化疗6次，全部做到位。 我重振精神，鼓足勇气，乐观面对。在病房里，我看了大量有关癌症的报纸、杂志、书籍，从中学到了更多有关防癌抗癌的知识，在医生、家属、亲戚、朋友的一次次的开导和经济上的帮助下，我科学抗癌，注意饮食，增强身体免疫力，早晚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和锻炼，调整心态，乐观向上，在各方的关爱中鼓足了生活的勇气。 2008年11月底，老伴便血，在我的重视和坚持，去法医陆医生处检查咨询，在他发现肠子的问题后又去做了肠镜，果然不出所料，老伴生了肠癌。一方面迅速住院手术。一方面去筹钱。由于几年来自己治病吃药，儿子离婚在经济上又补助孙女一部分，哪来的余款去交昂贵的医药费押金？心急又不能等待，我和女儿就分头去借债。 社会上就是好心人多，除了亲戚家借到了3万以外，还在朋友那里也借到了2万元，有的没等开口就送过来了。亭西村党总支书记金新弟、妇女主任薛莲华亲自到医院病房看望，并送上了慰问金，安慰并鼓励我们战胜病魔；村委杨欢娟也及时汇报、造册给上级组织，请求在政策范围内给我们双癌家庭经济救助等等。村还在妇女层面上进行了募捐，使我家度过了急关、难关。 在我们康复阶段，村委又安排去老年学校学习，听取学校聘请的老师讲解国际、国内和当地的形势报告，还有老年人保健知识讲座，任何参观、学习、文艺演出总是通知我们参加观看。最近又安排我们观看世博会，对此，我们万分感激。 我们一次次患病，又一次次坚持下来，在治疗和康复的过程中，理解了伟人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真正含义。对疾病的正确态度，就是首先心态要好，不要着急，忧愁只能降低免疫力。但在具体治疗上一定要认真，科学对待，治疗与保养持之以恒。到目前，我虽然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胆结石、肝硬化等病症，但是我仍开开心心的活着，开开心心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使人生不但在抗争中生活，而且活得有意义。 为了回报社会，几年来我坚持为社会、为本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点滴小事，比如清扫一段公共路面，为整洁环境出一点力；为老年人在村里或旅游中义务拍照、免费送照。在村老年活动室内与老年人一起喝茶聊天，读读报纸，讲讲新闻，谈谈形势，村上的村民找我写信、写协议、写申请，我总是热情为他们服务（但我拒绝写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诸如离婚和其他家庭纠纷的材料），还劝解一些琐事纠纷之类，在村里的黑板报这一块阵地上写稿宣传，字画并举，很受欢迎。前几年寒暑假，村里还聘我当少先队辅导员，教学生剪纸。总之我能做到的，对集体有好处的、对社会有益的活动都参加，都尽力去做。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也几次到我家采访并报道，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今天，我参加区癌症康复俱乐部亭林分站的筹建活动，以及之前参加的市“癌症康复营”活动，从个人抗癌、夫妻抗癌进入群体抗癌的组织中来。相信，我们除自身受到关爱和教育外，还要为更多癌症康复患者更好的服务。 | 
发表于 2010-12-24 12: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