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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家庭问题上,老伴也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出主意,想办法。
老伴有一个好朋友,与我们一起在灌云工作。这家有一男三女四个孩子,说句难听的话,都不争气。不肯读书也罢,还不好好做人。男孩子会偷人家东西,隔三差五的,就有派出所打电话来:‘你家孩子犯事了,交500元放人。’女孩同人家乱搞,说也没用,管也管不住。后来她丈夫有一个同学在张家港,可以帮助调动到张家港工作。一个人粘土难移,一家人生活了30年的地方,不是说走就走的。我老伴知道后,极力动员他一家离开灌云。她说:‘你家孩子在灌云,即使想学好,也很难,他那帮猪朋狗友会来找他,他恼不起,也躲不了。离开灌云,换一个环境,说不定能重新做人,有一个好的前程。’最后,她听了我老伴的话,下决心一家搬到张家港。时间不长,就传来好消息,一家人都找到了工作。2009年,我们去无锡玩,打电话叫他夫妇到无锡见面,他家女儿开车送他们到无锡。一了解,她四个孩子,个个混得都不错,家家有房子,最好的小三子家,当了老板,买了别墅,真的鸟枪换炮了。 老伴还有个好朋友,姓葛,还是我家的邻居。她有两个女儿。孩子还不大的时候,她丈夫患了肺结核,因口服利福平,导致急性黄疸,浑身皮肤像黄纸一样,接下来有患脉管炎,无药可治,病卧在床。兄弟姐妹,没有人来关心她。只有我老伴常常同他谈心,为她开导,尽力帮助。后来,她丈夫去世了。同一单位有个老杨,妻子去世了,想同她结合。因为老杨比她大十多岁,兄弟姐妹一起反对。我老伴力排众议,对此事发表不同意见:‘一,你两个孩子未成人,一个人带不容易,二,老杨这人,我们知根知底,为人不错,他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已结婚,没有负担,他自己有退休工资。我认为可以先接触,合适就结婚。’后来他二人结婚了,幸福的生活了19年,老杨才去世。 葛女士有两个女儿,都不认真读书,大女儿初中毕业就呆在家里。后来,老伴让我安排她工作,我就叫他到门市去上班。过了一年,她又到市里一家饭店上班。那一年,无锡到灌云招收40 名宾馆服务员,还到南京技术学校培训。老伴建议金大去报名。葛女士同意我老伴的意见,叫女儿去报名。在南京培训期间,我和老伴还去看望她,鼓励她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干,一定要离开灌云这个穷地方。后来,金大分配在一家四星级宾馆,而且干得十分出色,还当了部门经理,年薪20万元,还买了房子。
葛女士的二女儿,职校会计专业毕业,一直找不到好工作。我们一家2003年搬到北京以后,老伴又为他出了一个主意:‘你的三妹婿在北京有职有权,现在他家的女儿还小,还不到找工作的时候。你就把金二送到三姨手里,她一定会给他找到一个好工作。’葛女士听了老伴的话,到北京找她三妹,请他帮忙,替侄女找个工作。她三妹也是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给金二安排了工作,又给他介绍对象,结婚生子,现在她女婿已经是团级干部,三口之家过着幸福的日子。 老伴还有一个好朋友刘女士,她的丈夫和我同时分配到灌云农机厂工作,相处很好。在我当了厂长的时候,他也当了厂长,不过我还在县城,他到离县城40 里的乡镇,平时不能回家。这样,他家的一切家务就全落到了刘女士的身上。我老伴就伸出帮助之手,他家的买米,买面,买油,就由我老伴送到家,买煤球就由我送到家,孩子生病了,由我老伴带去看,打针挂水,由老伴叫她单位的女青年到她家里去打。我开玩笑说:‘他家除了床上的事情,我家全包了。’老伴说:‘把你美的。’ 1993年,灌云县出了一个流氓团伙,一帮干部子女和一帮女青年乱搞男女关系,后来公安局得到女孩子指控男孩子强奸,轮奸的口供,新闻记者报道称为灌云的县衙内横行乡里,一时轰动全国。传言市中级法院要枪毙四人。其中有陆县长的儿子,老乡徐光宝的儿子,这四家请我们到北京为他们请律师。这是有风险的事情,此事由县公安局抓人,县(或市)检察院起诉,市中级法院审判。我们为这些孩子请律师,就是同公检法作对。乃琴毫不犹豫的说:‘救人一命重要,只要我们不犯法,怕什么?’于是,我和老伴就以出差为由,跑到北京,通过北大的朱主任,请了四位全国闻名的律师:周振想,田文昌,于齐生,杨**,。这几位律师当时担任全国刑法协会的副会长,秘书长,还有世界刑法协会委员等等。他们确实厉害,写出的辩护书,立论过硬,调理清晰,文字也十分工整。虽然有不少请求被法官‘不予采纳’,但最后的结果是死刑一人,死缓一人。保住了三条人命。事后,检察院就找到我头上,查我请律师的过程中,律师的费用是谁出的?有没有请律师吃饭?有没有违规开支等等,并查了厂里的财务帐。幸亏我干得清清白白,一点漏洞都没有,否则就可能被他们以包庇犯罪分子,妨碍公务为名,抓起来蹲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