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的人生故事

大光

来源：新华网 2013年09月24日 19:35:54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４日电 题：从赤脚医生到赤胆专家——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的人生故事

    黎云、弓滟

    在辽宁锦州一个叫八里庄的村子，老一点的村民仍记得当年的石炳毅——一个不到18岁就入了党的赤脚医生。

    ４０年前，石炳毅挎着药箱在村子里工作了４年，他在这里指导村民们“改水改厕”，给猪圈消毒，给茅房粪坑加上盖子。因为挨家挨户地给孩子们接种疫苗，石炳毅是村子里孩子们最害怕的人。

    村民们没有想到，４０年后，６２岁的石炳毅已成为世界著名器官移植专家，解放军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一）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近仙者，亦不可为医。”这句话，从石炳毅成为医生那一天开始，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１９８３年，在生产大队当了４年赤脚医生，又在公社、县、市医院工作了１１年的石炳毅考上了解放军总医院的研究生。

    从东北的小村庄来到了北京，变了的是环境，不变的是为患者服务的真情。１９８６年，石炳毅接诊了一名膀胱癌患者。这名７２岁的患者家境非常困难，儿女又不在身边，出院后，石炳毅骑着自行车为她按时送药。１０多公里的路程，石炳毅一送就是１１年，直到她去世。

    随后，已经小有成就的石炳毅又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加上数十年的学习钻研，终成大家。这些年来，无论是肾脏移植、肝脏移植，还是肝肾、胰肾、心肾联合移植技术，石炳毅和他的团队都一一攻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数千名患者重获新生。

    在为一名来自山西农村的中年妇女实施肝肾联合移植手术中，石炳毅连续工作了１２小时，患者７次心脏停止跳动，７次复苏成功，硬生生地让她起死回生。

    那天，石炳毅做完手术，晕倒在了回家的路上。

    自２００５年开始，石炳毅开始加大了在对器官移植的伦理学研究和规范，主持创建了国家器官移植数据管理平台。他主编了中国器官移植《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临床诊疗指南》，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行业标准。

    （二）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石炳毅还多次提案呼吁建立“器官移植医疗准入制度”，对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进行资质审查，加速推进器官移植科学化、法制化进程。

    在石炳毅和他的团队努力下，全国肾脏移植登记系统已经正式启用，全国的肾脏移植手术必须在手术后７２小时内进行登记备案。

    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努力，石炳毅多次主动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器官移植现状。２０１１年，听说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主编来北京开会的消息后，已经６０岁的石炳毅带着论文，前去介绍中国器官移植在法规、标准上的进步。

    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同行回国后，在网站上删除了大量对中国器官移植的不实言论，并将石炳毅的论文全文刊登。这也是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首次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发表文章并得到认可。

    ２０１２年，石炳毅在美国作了《中国肾脏移植的发展和现状》专题报告，向世界完整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的真实情况。演讲结束时，全体同行集体起立，热烈鼓掌。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石炳毅却说：“我正在退休。”按照他的说法，退休是一过程，不是放松，而是要抓紧。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他还要将《中国器官移植规范》从２２部再版到３５部，使其更适合中国人的生理特征。

    （三）

    当飞雪染白了鬓角，石炳毅还能记起他亲手做的第一次器官移植手术。那是１９８８年２月８日，石炳毅用了３小时的时间，为北京锅炉厂的冯惠珍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术后，石炳毅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星期，直到患者度过危险期。“我的第一例手术，让她多活了将近８年。”石炳毅说这个话时，脸上洋溢着医生的荣光。

    如今，石炳毅带出来的学生中，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器官移植医生，光在国内三级甲等医院当科室主任的就有１０多位。学生们把老师的论文合订成了厚厚的５大本，在封面上写下了八个大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过回忆起当年的毕业答辩，学生们都会大笑着道苦水，从这位认真的老先生手上毕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这些年，石炳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为部队服务上，每次执行重大任务，他都是专家组成员。医院每年搞野战卫勤演练，他都要亲临现场，指导外科医生如何处理战伤。

    石炳毅说，他十分庆幸当初的三个选择。一是入党，二是参军，三是当医生。石炳毅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回到当年的八里庄去。“我以前在那里当赤脚医生，现在还可以回去搞新农村医疗合作。”石炳毅说。

大光

独家专访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一名“赤脚医生”的成长史  
来源：新华网 2013年09月24日 21:25:22   



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嘉宾简介：

    石炳毅，1951年出生，辽宁锦州人。总参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肾脏移植专业学组组长、北京医学会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二十多个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项，军队医疗成果奖一、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共4项，2011年获何梁何利科技奖，2012年获中国医师奖。曾获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奖章，总后勤部优质服务先进个人、廉洁勤政先进个人、爱国奉献先进个人和总参、总后优秀共产党员。

    1996-199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进修。长期从事泌尿外科与器官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近年来共开展心脏移植、双肺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亲属活体供肾肾移植等新业务、新技术30余项，均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解决了多项医学难题。


    当“赤脚医生”走上从医路

    新华军事：您是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如此多的光环，背后一定是您艰苦不懈的努力和付出，您是怎样走上从医之路的？

    石炳毅：其实小时候我没想到将来会成为一名医生，不过现在想想，这也并不算太偶然。我1951年出生在辽宁锦州八里庄村，那是一个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我在农村粮米加工厂当过会计、开过拖拉机，还做过电工，在村里属于比较能干的年轻人，不到18岁就是党员了，在村子里也有些威信。

    后来公社办了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专门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我被派去学习，之后就做了“赤脚医生”。从1968到1972年，我做了4年“赤脚医生”，感觉非常好。可以说从那时起，我走向了从医的道路。

    当时的医疗手段比较落后，也就是听诊器、血压器、医疗包，那是真正的“缺医少药”。很多常用药品都是我们自己从山上采来的中草药，十几种针剂都是我自己做的，还真的很有效。现在想起来很可怕，没有出事真实万幸！我们还负责全村的防病治病任务，包括白百破、麻疹、白喉、小儿麻痹等疫苗接种。


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授牌，研究所党总支成员合影（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考取研究生走上从军路

    新华军事：您是怎样走上从军路的？

    石炳毅：我学习起来很勤奋，时常感觉学到的知识不够用，做了“赤脚医生”之后，有一次卫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于是我就上了卫校。在卫校里，我学的越多就越觉得知识欠缺的太多。卫校刚毕业，赶上工农兵大学招生，于是我又去了。而当时的我已经是我们县卫生局的副局长了，那时我才18、19岁，我做的第一台手术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4年后，1983年，我考取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研究生。

    由于是军队院校的研究生，我入学就参军，当时我已经32岁了。

    从301医院泌尿外科研究生毕业后，1987年，我进入309医院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骑自行车从301医院到309医院，一共骑了70分钟。当时309医院只有3、4个研究生。

    我觉得我是个学啥爱啥的人。在读研的三年中，我建立了膀胱肿瘤动物模型，这项工作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我的研究文章很快就发表，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十分喜欢做科研，毕业后一度不想做临床，但是治愈病人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一次次的成就感使我慢慢又喜欢上了临床工作。

    从只喜欢科研到临床、科研都喜欢，我渐渐总结发现：科研是提高临床技术水平的保证，而临床是为科研开阔思路的源泉，而这些都是创新的前提。


活体肝脏移植手术中（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公派留学开始学术飞跃

    新华军事：给我们讲一讲您留学剑桥的故事吧。

    石炳毅：1996年，我公派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一年。主要学习临床，学习肝脏移植和胰腺移植。也做了一些实验，但都是以观摩为主。

    英国的手术室叫“剧院”（theatre），有“演示”的意思。当时我已经46岁了，跟一帮年轻人挤在手术室里做助手。因为我是学习的，只能做助手，连做第一助手都没有机会，更谈不上主刀。

    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了一年，除了工作和学习，在熟悉环境后，我还找到了很多省钱的小窍门。英国的大米很贵，在当时，5公斤一包的大米要卖10英镑，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有一种半颗的碎大米5公斤一包才要1英镑，营养都是一样的，我就买这种1英镑一包的。还有超市卖的三文鱼，鱼肉也很贵，可是三文鱼头很便宜，我发现三文鱼头都带着一大块鱼肉，那块鱼肉已经足够大了，于是我就只买三文鱼头，鱼肉也够吃，鱼头还可以煮汤。就这样，我一年一共花费了不到4000美元。

    一年之后，我回到309医院，科室当时的发展状态是肾脏移植已经很成熟了，在国内是比较靠前的，每年能做60多例手术。但是当时的肝脏、胰腺移植还没有开展。我在剑桥大学就是学习的肝脏移植和胰腺移植，之后就开始发展这些方向。

    等肝脏移植和胰腺移植都发展起来之后，我又觉得作为医生，只做临床还是不够，不能利用创新的成果就不能使得更多的人受益，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进行专项研究，比如，抗感染、免疫制剂的研究等。



2011年3月21日，总参总医院首例（国际首例）孤肺联合肾移植手术全景（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对异种移植持保守态度

    新华军事：关于器官移植，您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是什么？目前国内外又有哪些先进技术？

    石炳毅：关于器官移植，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解决器官移植的技术问题，而是解决移植器官功能的保障和长期存活的问题。提高器官移植的长期存活率，不单可以保障器官健康，还可以节省器官供体，缓解器官供体紧张的现状，便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解决的方法，一是干细胞移植，二就是完善调节性T细胞等调节性免疫细胞网络，而后者对于移植器官长期存活和免疫耐受都有比较好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中心做了很多工作，这也是我们中心或者说是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处于国际领先的技术研究之一。

    新华军事：我们来谈一个医学热点吧。我们知道现在器官来源有限，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关于动物器官移植的研究越来越多，您怎样看待动物器官移植的发展前景？

    石炳毅：关于异种移植，目前很多都是失败的，几乎没有成功的。有人曾经利用动物与动物的异种移植实验，发现了其障碍在于各种超级排斥反应，意识到问题后，曾经一段时间研究它的人少了。但是，由于器官短缺问题，不得不又一次唤醒了异种移植，但最后依然失败了。

    关于异种移植，技术层面目前做的最好的就是把动物器官的实质性细胞虚掉，只要基本骨架，再用干细胞恢复重建，这也可能是人们最看好的。这已经不是原来的器官，而是以原来器官作支架，用人类或者用受者本身的干细胞生成器官。利用动物器官做器官移植和人工器官做器官移植，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持保守态度的。



ICU查房（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难忘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

    新华军事：听说移植中心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就能完成十几台手术，一台手术少则五、六个小时，多则一个通宵，中心如何能承受这么大的工作量？

    石炳毅：随着中心渐渐发展起来，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各个科室的独立业务都能独立完成，我也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帮助谋划、总结，所以大家是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更多时候，我是学术带头人的身份，所以更多时间可能会放在科研上。同时我还身兼很多学术上的社会职务，有很多学术刊物的约稿，这些都是催促我不断进步的动力。

    新华军事：在您的从医生涯中，印象最深的或最满意的成果是什么？

    石炳毅：我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1993年获得的一个三等奖，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小的奖。1995年，我研究的膀胱肿瘤动物模型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也是309医院第一个二等奖。接着从2003年到2013年，我们每年都会获得一项以上省部级一、二等奖奖。我们做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课题、高水平论文、高等级的成果。我觉得每项成果都会有遗憾，总想着如果有时间还会做的更好，我对于研究的追求，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

    说到我做的最自豪的手术，我觉得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那是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手术台做一例胃大部切除手术，这也是我的第一次手术。而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创新的手术，比如第一例肺移植手术、第一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些可以说都历历在目，毕竟第一例总是最难的。

    在做第一例移植手术之前，我进行过手术观摩。说实话，我当时对器官移植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当时我对膀胱癌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器官移植在当时来讲还有很多空白，总要有人去开拓、去实践。

    1988年2月，我做了我的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也是309医院的第一例移植手术。我还清楚地记得患者是北京市北方锅炉厂的一名女工人，当时32岁。为了准备这第一例手术，我3天没睡觉。手术做了3、4个小时，做完手术后，我就住在病房里整整两个星期，便于就近观察病人。

    在当时，肾脏移植是泌尿外科的标志性手术，当时是很神秘的领域，只有301医院能做。在我们的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成功后，1989年我们又做了5例，1990年做了30例。这在当时国内的医院就算做得多的了。



石炳毅所长与毕业研究生合影（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以打造成合格的科室主任为己任

    新华军事：作为一位有建树的学术带头人，如何为自己带领的优秀人才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脱颖而出？怎样才能胜任一个引领团队走向国际的管理者角色？

    石炳毅：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从英国学习归来后，在向医院党委汇报的会议上，我提了三点要求：一是提供科研环境与科研经费；二是希望前任主任能多干两年，我当副主任，在科研方面再打一些基础；三是不要给我太多荣誉，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来搞科研。

    那时候我们还只是一个小科室，只做肾脏移植方面的工作。1999年我们开展了肝脏移植，这在当时是没太多人做的，阻力重重，我甚至都写下了辞职报告。我对这份工作十分执着，不仅仅付出精力和劳动，更多是倾注了感情。

    1997年我们争取到了3万元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做科研的第一桶金，当时的心情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可见我们当时的条件有多困难。

    器官移植最重要的是免疫制剂的使用、供体运送保存，我们中心在免疫制剂方面是公认做的非常好的。而开展了肝脏移植后，肝脏移植又逐渐成为常规。1999年11月，我们又做了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紧接着是肺脏移植。受到成功的启发后，我们将心外科、心内科、呼吸内科结合，最终心肺移植协作组成立。在共同协作下，中心治疗的病人都恢复的很好，其中做的最多的是肾脏移植。最后，医院同意将肾内科整合到移植中心。在控制术后感染阶段，血液科为强项，于是又将血液科划分在移植中心内。现在中心发展的如此壮大，离不开干细胞移植联合大器官移植有效而快速的整合发展。

    新华军事：经您培养的学生，很多都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或技术骨干，您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经验？

    石炳毅：说实话，我带的学生当中，很满意的也只是一半左右，因为我对他们普遍要求比较高，但我会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水平、特长进行培养。

    既能搞科研又能做临床的复合型人才，是我们培养的目标。若学科带头人不做临床而强行搞科研，就不是复合型人才，也就不能胜任科室（中心）主任一职。可以说我培养人才的宗旨是：打造成合格的科室（中心）主任。




石炳毅所长正在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图片由总参总医院提供）

    退休进行时

    新华军事：您之后有什么工作规划？

    石炳毅：我今年已经62岁了，现在的工作就是“退休”。

    我理解的退休是个过程，我把它叫做“I'm retiring”（正在退休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只是要做好手术、培养好学生，还要总结更多的经验，对提高我们的医疗保障水平发挥作用。我所做的研究项目，获奖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鼓励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前辈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看清楚未来还有更开阔的空间，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我对我们的团队有很多期望，我们是总参优秀科研创新群体，这个团队里的每个人都非常优秀。这几年，医学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医学模式和概念，比如研究型医院等，这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发展和进步的空间。除了治病之外，怎样拿出创新成果来激发下一步的治疗，这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的太快，我最初就是泌尿外科医生，但是现在几乎不会做泌尿外科的腹腔镜手术，因为技术发展的太快，有段时间不做手术，新的技术就不会用了。如果大家都不去学习、研究、创新，谁来发展新技术？创新型医院就肩负着治病、完成医疗任务、创新医疗手段和模式等任务。

    我希望退休后能回到家乡，回到起点，那也是新的起点。（黎云、弓滟 、安春红）

龙少爷

{:soso_e179:}

xowildboar

能说出第一句话的医生注定是一位好医生了。

lei

{:soso_e179:}

大凡jason

你不得不佩服那些有成就的人！
俺就是在总参总医院（309医院）做的肝移植手术，而且石主任给予了手术指导。

凉言

回到起点很感人。

tennisLin

请问，贵医院能做慢阻肺病人的肺移植吗？病人在ICU切管上呼吸机已经450多天，一直脱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