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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11岁男孩捐献7个组织器官，6人重获新生”的故事。就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10月份，湖南11岁绝症男孩刘爱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程。父母强忍悲痛，捐赠了儿子的心脏、肺、肝脏、双肾和一对眼角膜，让6位素不相识的患者获得l 新生。
刘爱走了，留下沉甸甸的爱，感动了不少人。但是，我国器官捐献供需矛盾尖锐、捐献率极低的事实，依旧无法忽视。而这其中，死刑囚犯成为器官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更是让救死扶伤、敬畏生命的移植医疗服务，进入了一个灰色地带和敏感区域，甚至导致了权钱交易的发生，严重腐蚀了司法公正。
但是从昨天（1号）开始，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不再依赖死囚器官的重大改变，对中国来说，改变了什么？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器官捐献的队伍中来，能破解器官移植供体紧缺的尴尬吗？
李先生长期在医疗卫生领域工作，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医生。对于之前我国器官移植对死囚器官的依赖，他听一位医生朋友说过，做那样的移植手术，对医生来说，也是一种无奈和煎熬。
李先生：有一个外科医生，刚刚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就参与过（死囚）器官的摘取，回来之后感觉很不安。他的内心充满纠结，那时候（九十年代）器官移植除了少部分亲属之间的互相捐献，其他器官源大多来自死囚，因此对于医生来说也是颇为无奈的。
同样也因为对死囚器官的依赖，中国的医学工作者也曾因此被国际医学组织所排斥。
李先生：中国的器官移植之前是以肾移植为主，后来逐渐也有肝脏移植。国际上不接受来自中国（关于器官移植的）学术文章，因为中国大部分学术文章不能解释器官来源。
李先生坦言，现在不少器官移植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其实也都经历过依赖死囚器官做供体的阶段，而我国能够从现在开始就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发展速度足以令人瞩目。
李先生：其他国家一开始也用死囚的器官，实际上他们用的时间比我们更长。我们国家大概花了十年左右走到今天这一步（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源），其他国家可能花了二三十年，（所以我们）应该算是比较快的了。从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上来说，器官捐献是永远不够的，这一点不止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捐献比例最高的西班牙，都是如此。
但无法回避的是，因为文化、习俗等原因，普通民众对百年之后捐献器官一度有些犹豫。数字统计显示，现阶段我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仅约0 .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医学院毕业的汪先生说，10年前医学院的学生都很少愿意选择百年之后进行器官捐献。
但一切都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从去年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4年12月2日，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2014年11个月的捐献量就超过了2010年到2013年4年的捐献数量。就在去年6月25日，只有25天的小宇成为国内年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唐月娥见证了小宇爸妈做决定的这个过程：
唐月娥：一开始提出来的是小宇的爸爸，他说我跟小宇的妈妈商量过了，觉得小宇到这个世界上太短暂了，他们想留点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跟小宇爸妈有着同样心愿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黄洁夫坚定地认为，未来器官捐献的形势将越来越好。
8个月前，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联盟）在广州成立，首任主席就是黄洁夫。这个联盟将专注于我国器官获取组织的行业管理，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和技术规范，他强调，对所有违规操作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医院和医生将严厉处罚。
黄洁夫：随着我们OPO联盟的成立，随着我们跟红会的工作协调和两种协调员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所有的器官都必须经过这个机制，不经过的，发现将取消医生资格，医院吊销医院执照，追究当事医院院长的责任。同时，如果工作执行不好，我们追究卫计委主管工作的副主任，实行问责制。
2011年11月，黄洁夫曾在《柳叶刀》杂志上发文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在器官移植手术时，的确存在使用死囚器官的现象。而从2015年1月1号起，这一现象将从此改变。对于中国的器官捐献，黄洁夫的心里藏着一个梦，他盼望着中国的器官捐献系统不再备受指责，而是因为公平、公正的分配系统和标准的操作规范被世人点赞。
黄洁夫：我们正在进行自我完善的工作。自我完善的工作有时候是痛苦的，因为你要在自己身上做，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来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让我们器官的捐献或移植系统光明正大的走向世界舞台。
社会的边缘人，并不代表可以沦为法治的局外人，宪法保障公民的人格权利不受侵犯，***也必须同等适用。终止死囚器官捐献，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新起点，也是社会进步、法治精神不断升华的一次良好契机。 | 
发表于 2015-1-22 14:32:37
发表于 2015-1-23 09:4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