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C2019：沉默的慢性肝移植免疫损伤

大光

【ATC2019】一年一度的美国移植年会（ATC, 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 ）已于2019年6月1日-5日在波士顿富有艺术气息的海因斯会议中心（JOHN B. HYNES CONVENTION CENTER）召开。全球有来自各国的四千余位移植医生和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分享和讨论移植领域的热门话题。

　　肝脏一直被认为是免疫特惠器官，肝移植后的急性排斥反应尤其是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一直未像肾移植那样成为焦点，但随着近年来对免疫机制的认识的深入，肝移植后的慢性免疫损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来自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Patricia Campbell教授做了题为”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Can We Confidently Diagnose and Treat It Yet?”的报告。
　　该报告认为尽管肝移植可以抵抗抗HLA抗体，但是致敏抗原仍然可以突破肝脏的免疫防线而发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双击假说是肝脏发生AMR的主要机制，而炎症可以诱导肝细胞、胆道上皮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表达HLA-II类抗原。早期急性AMR虽然罕见，但是是会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持续存在的供体特异性抗体（DSA）、移植物体积、供肝质量等。
　　肝移植术后新生DSA 1年的发生率为8.1-18.8%，3-10年的发生率为34%。DSA的产生与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CMR）发生、免疫抑制剂最小化、HLA错配有关，而慢性AMR与新生DSA密切相关。不仅如此，DSA与肝脏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及移植物存活相关。
　　所以对DSA的监测非常重要：术前检测DSA可以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术后移植肝功能不全和计划撤减免疫抑制剂的患者检测DSA亦可以评估免疫风险。


移植肝炎症和纤维化


　　来自UCSF的Sandy Feng教授做了题为“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in Clinically Ideal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The Tip of the Iceberg?”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临床稳定的成人肝移植受者中肝脏病理活检出现炎症及纤维化的比例为76%。纤维化的程度与术后时间、DSA及其类型如II类DSA等有关。而且认为超早期的（亚临床）急性排斥反应对移植物功能的影响是良性的，而晚期的急性排斥反应会增加移植物丢失和受者死亡的风险，发生的危险因素包含中-重度的、激素抵抗的早期发生的TCMR及免疫不依从。
　　II类DSA的IgG4亚型反映了自体免疫反应的激活和成熟，可能可以作为慢性移植肝损伤的有用的生物标志物。


基因表达模型


　　来自于英国伦敦的国王学院的Alberto Sanchez-Fueyo教授通过解读iWITH研究认为包含194个基因的SALMAN基因表达模型与移植肝的基因簇分配、II类DSA、纤维化阶段、门脉炎症、肝周纤维化和炎症有显著相关性。
　　其机制是因为该模型与细胞因子受体、移植排斥反应、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抗原提呈、T细胞受体表达、NK细胞毒性、原发性免疫缺陷等有关。
　　该报告总结认为，病理表现为炎症和表面肝炎的受者的转录因子的特征与TCMR相似，而且与纤维化程度相关。通过对机制的分析认为目前移植肝慢性免疫损伤的治疗方案应包含对针对T细胞的免疫抑制剂。


摘自《2019ATC报道（下）》（来源：与时推移 2019-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