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悠关生存的问题

吉祥皮宝

随着肝移植术后八年、十年的受者日渐增多，“慢排”，这个神不可测的问题就会突现出来:
慢排真的不可控？
慢排真的不可防吗？
LW及老憨，你们的高见呢？

天若有情

对于肾移植也有同样的困惑，肾移植受者，十年以上的几乎都存在慢排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有什么行之有效防范的措施吗？该怎么把握器官移植中长期的效果呢？请教李威博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5 12:28:48编辑过]

柳暗花明

好多问题可能都是目前医疗技术无法解决的事情，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967wl

我总感觉目前我们的移植中心很多还是围绕手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病人的手术后的医疗护理等投入严重不够,比如就是免疫药物的长期使用对受者的影响、中长期生存慢排的预防和处理、手术后短中长期的并发症的处理等。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变，让我们都收益！

lw

楼上提的问题其实在几年前就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了它的发展，一是我国的肝移植开展的相对比较晚，目前存活十年以上的也就十人左右。所以很多中心（包括我们）对于十年以上的肝移植病友如何调整药物，使其能活过二十甚至三十年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参考国外的经验，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外长期存活的肝移植患者以先天性、代谢性肝病为主，而我国是以乙肝引起的肝硬化和肝癌为主，所以我国的移植医生除了要面对慢性排斥反应、药物毒副作用外，也要面对乙肝复发、肿瘤复发等难题，这方面就连国外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因为十年前，国外还把乙肝当成肝移植的禁忌症。所以他们也没有存活超过十年以上的乙肝肝移植患者。因此需要国内外学者的共同探讨。二是目前国内尽管有数十家年手术量超过50例以上的肝移植中心，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肝移植中心。但真正属于“纯”肝移植中心的不超过5家。这里所说的“纯”是指平时医生的工作就是围绕肝移植进行。象天津一中心和我们武警总医院就属于这一类。我们收治的病人全都是肝移植患者（肾移植也有专门的医生），我们平时看的书、做的研究、参加会议、病例讨论、写的文章和书几乎都是围绕肝移植。包括我们的移植门诊都是针对肝移植病人的。而其它许多中心都是把肝移植当成自己的工作之一，他们除了做肝移植外科还要做肝脏切除、胆囊、脾脏甚至胰腺的手术。因此很多肝移植中心都没有专业的术后门诊和移植内科，因此对术后病人的复查和随访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2005年起我们沈中阳教授率先在国内成立了移植内科和移植门诊，并配备了专业医生和护士，事实证明，不仅更好地为术后病人提供满意的服务，而且也减轻了临床外科医生的压力，使他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的手术中去。最近两年在我们两个移植中心（天津和武警）迅速开展起来的亲体肝移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亲体肝移植在我国最早1995年就开展了，相比之下我们晚开展了10年，但短短的两年之内我们就迅速赶上，在手术数量和质量上都名列前茅。

lw

随着肝移植术后八年、十年的受者日渐增多，“慢排”，这个神不可测的问题就会突现出来:
慢排真的不可控？的不可防吗？---相对于肾移植而言，肝移植术后出现慢排的几率很小（3%-4%）。文献资料表明十年以上的肝移植病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依次是原发病复发（比如丙肝、肿瘤等）、药物的毒副作用（心血管病、糖尿病、肾衰等）、新生肿瘤和慢排。所以慢性排斥不占很大的比例，而且出现慢排的病人最常见的原因是对药物的依从性不好或者此前多次出现过急性排斥反应的病人。

憨豆精神

吉教授，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只好说说。
据我所知（来自书本），肝移植的慢性排斥不同于肾移植的慢性排斥；不等于术后缓慢的排斥或亚临床排斥；也不等于术后远期的排斥；它发生的原因至今不明，与发生过急性排斥无关；发生率在3%以下，其中的一半用FK治疗有效；它大多发生在术后的几年内，表现为直接胆红素缓慢地爬升，却无其他的明显病变，最终的结果是肝脏坏死。

憨豆精神

吉教授，我认为你不必为此担忧。对你来说，慢性排斥如隔岸之火，如果你不是立志改为肝移植医学专业，是不必关心的。

吉祥皮宝

以下是引用憨豆精神在2008-9-15 16:10:15的发言：
吉教授，我认为你不必为此担忧。对你来说，慢性排斥如隔岸之火，如果你不是立志改为肝移植医学专业，是不必关心的。

老憨,你的回答有时会让我会心一笑.

感谢LW和憨豆先生的回复.

吉祥皮宝

LW,这是07年在Clin Transpl. (2007:255-60.)发表的一篇文章,觉得值得一看,以下是摘要,请解读一下.

The three-year follow-up of 4,144 patient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Prospective Chronic Rejection study has reinforced the evidence that post-transplant HLA antibodies are predictive of long-term graft loss. Three years after a single testing for HLA antibodies, 10% of kidney recipients who were antibody-positive had lost their grafts, in contrast to only 5% of antibody-negative patients (p<0.0001). The adverse effect of post-transplant antibodies on graft survival was also observed in lung, heart, and liver transplants. Donor-specific antibodies and 'strong' non-DSA had stronger association with graft loss than 'moderate' non-DSA. Periodic antibody monitoring, combined with specificity and strength analysis, would help in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allograft recipients who are at high risk of graft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