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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天灾人祸不断，于是我们一再听到“生命高于一切”的呼声。然而，这样的口号不管是由国家领导人于灾祸现场道出，还是由普通民众在各种场合喊出，都让人感觉怪怪的――其时，生命或掩埋于废墟，或消陨于洪流，恰恰是生命贱如草芥的时候啊！因此，这样的口号不喊也罢，更为要紧的日常功课倒是对我们曾有过的生命被贱待的历史的检讨。 国人自古喜言“道德”，逐渐发展成一种“泛道德主义”，表现之一，是习惯把很多东西凌驾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之上。这样做有时属必要，甚至必须，比如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得更干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就是把“仁”、“义”这样的道德价值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或为抵御外侮，或为卫护尊严，或为扶助弱小，对“仁”、“义”的趋附锻造出万千先贤“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风骨；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道德洁癖”也造成想必至今还在地低下饮泣吞声的万千冤魂。比如宋儒有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把“节”(夫死不再嫁)凌驾于人(妇女)的生命价值之上。再如“君辱臣死”，这是把君王的尊严凌驾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这些来自“中央”、“庙堂”的声音当然属于统治阶级的文化，更可悲的是，统治阶级掌握着教育权和传播权，于是在多数情况下，统治阶级文化覆盖了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所以在很多时候，“中央”、“庙堂”的声音到了民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比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是把对君父的无条件服从凌驾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并且成了民间说唱文学中习见的套语，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想而知。 《狂人日记》以“吃人”二字概括了中国历史。这“吃人”一直是被作为“文化吃人”的象征意义来理解的。然而我一直坚信，最先启发鲁迅先生用“吃人”两个字来概括中国历史的是更可怕的生理性的“吃人”———中国历史上确有“吃人肉”的传统，而且是被“忠君爱国”的道德旗帜合理化了的“吃人”！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据守睢阳数月，粮尽援绝，被迫宰食马匹。马尽，掘鼠罗雀，最后发展至“食人”。张巡杀了自己的爱妾，分其肉，士兵不忍食，张巡曰：“诸君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此事见于《新唐书》，算是“史有明载”，就在现代，张巡还曾巍然屹立在语文课本里对今天的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席慕容也曾回忆小的时候听老师教唱岳飞的《满江红》，每当唱至“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她便坐立不安。席慕容是蒙古人，我们准备拿来“食肉”、“饮血”的匈奴人是她的祖先。我想，我们唱这首歌时的“血脉贲张”该如何面对席慕容的“坐立不安”？ 自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失势的同时，很多传统的思维特点却得以保留，并且花样翻新，不绝如缕，包括“把很多道德价值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这一思维惯性。 作家王小波讲过一个发生在七十年代的故事，洪水冲走了生产队的一根电线杆，一个知青跳下去捞，结果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被洪水吞噬了。知青们为此很是困惑：我们的一条命跟一根电线杆比起来，孰轻孰重？当地大队书记出语惊人：“抢救国家财产是大义所在，不要说一根电线杆，就是一根稻草，也要跳下去。”中国自古群体性意识畸形发达。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包括一根电线杆；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包括人的生命。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喊的口号中有一句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今想来，即便是真的为什么去死，也得先看看是否值得，比如要求为一根电线杆、甚至一根稻草去死，是不是点过分？ 小时候看电影，首要的是要分清哪一拨是“好人”，哪一拨是“坏人”。却很少有人怀疑“好”人与“坏”人这样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是否成立－－世上其实根本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更糟糕的是，把人分为好人与坏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制造“敌人”的过程，而“敌人”的生命是不配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剥夺敌人的生命，不仅不是犯罪，反而是英雄。雷锋在他的日记中说：“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现在终于可以说了，雷锋眼中的敌人有多少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胡适、胡风、顾准他们，还有1957年错划的50多万“右派”固在其中，如果雷锋不是1962年在一次事故中牺牲，能够活到1966年，这份“敌人”的名单中还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是吗？ 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历史上曾有过的“生命教育”作一下深刻检讨，这样的历史有的已经很遥远，有的只在晚近。我们究竟还有多少必须谨慎对待的精神遗产？指陈这些精神遗产中的负面因素，意在提倡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道德勇气，从而体会爱的必要。 | 
发表于 2011-11-27 12:18:57
发表于 2011-11-27 18:3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