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初
1991年 10月 5日在香港的醫學史上是重要的一天,瑪麗醫院在這天成功進行香港首宗肝臟移植手術。整整二十年,肝臟移植的發展對我、對瑪麗、對香港來說,都是一個奇蹟。回望過去,感觸良多。
想當初為了開展肝臟移植服務,我獲派到 UCLA(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中心)接受一年訓練,臨行前有前輩同事對我說:「香港無肝,無資源,你學成回來也無用武之地。」這番話並沒有把我嚇倒,反而是要離開當時兩歲大的兒子及懷孕六個多月的妻子令我忐忑不安。最後,我決定安排妻子隨後帶同兒子到美國兩個月,並在 UCLA分娩。
UCLA當年是全球第二大肝臟移植中心,在我受訓的一年間進行了 270宗肝臟移植手術,數量比盲腸切除手術還要多。供肝來自加州以至全美各地。入夜後大轎車、直升機、甚至私人飛機載我們到各地不同的醫院取肝,最高紀錄是一個晚上連續取了五個肝回來。當然 UCLA有充足的人手和設備,一天內把這五個肝臟移植手術做好。
為甚麼美國的腦死亡捐贈那麼多呢?兩宗我親身經歷的兒童捐贈個案或許可以解釋一二。第一宗是一個 12歲的女童被 13歲的兄長,用父親放在家中的手槍擊中頭部;第二宗也是一個 12歲的女童,車禍中頭部重創,她的母親很快同意捐出女兒所有器官,並在紀錄中寫上「 If she cannot survive, I want her to survive in somebody else」,意即「如果她不能活着,我希望她能在別人的身體內活下去」。
大量的個案及先進的技術令我目不暇給、獲益良多,但隻身在外工作難免感到孤單,幸好妻子及兒子能到美國與我共聚兩個多月。其間兩歲的兒子每天都從窗口望着我,不分晝夜經過醫院的停車場步入院中,一天竟天真的告訴媽媽說,爸爸是在停車場工作。而我的女兒也因此在美國出生。到今天,女兒快十九歲了,我和妻子卻仍在討論如何把她的美國護照扔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