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尽头灿烂（连载）

布衣者

我不是个合格的庄稼人
      我且先把旅行游历的话题放一放，说回我的故乡，说回我的青涩少年。
      今天家成来电话＂汇报＂，大潭子清淤、扩边，两三台挖土机搞了两个星期，挖得差不多了，周边的稀泥巴要晾一段时间，干了再做护坡。＂早先打的款用得差不多了。＂意思是钱不够，我懂的。人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我现在满脑子装着故乡，年少的时候怎么就一点都不爱呢？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学校回家，坐在后门口拉二胡。浩兄那时已经把《扬鞭催马运粮忙》拉得摇头晃脑了，我还在学拉《北京的金山上》、《浏阳河》：＂索啦多啦索米索咪来（来索），朵朵来索啦索咪来咪朵（朵索），索咪索啦啦索⋯＂我家后面是一块水田，4月底，布谷鸟不时地叫唤着：＂布谷、布谷＂，此起彼伏。社员们正在田里忙插秧，父亲也在。他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戏谑，忍无可忍，举了扁担虚张声势地向我奔来，嘴里怪叫着：＂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东西＂！我知道他舍不得打我，扁担不会砍下来，但还是跑得老远。
      宏观上可以说我热爱家乡，微观上一点都不爱，我主要是不爱做农活－也不是不爱，耕田耙地，一样都学不会。老牛拉着犁往前走，我扶着犁尾巴随后，犁头要么吃土太深，任3头牛也拉不动；要么犁头高高昂起，地上痕迹都不现。我老是吃不准角度。地里的稻谷、麦子和禾草，收割后要用草腰子捆起来搬运，打草腰子是种田人的一项基本功，它不同于搓草绳，只有一股，把稻草绞紧了，盘成塔状，压扁存放以备用，比草绳粗得多。父亲手把手教我很久，见我老是学不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是绝了望了。
      父亲很爱面子，我不能给他争气长脸，这没有办法。人的动手能力有没有与生俱来的因素？我被安排在乡村出生，大概是个错误，或者另有目的。高中放暑假时，在家务农的北京、家成、生元都是正式劳力了，一天挣10分工，我只能当当下手打打杂，只挣7分工，而且打一天鱼晒一天网。某个夏日，我把家里的剩饭晒干了，在锅里用油炸成炒米，用纸盒盛了，一撮一撮点往嘴里丢。关健是我漫步在田埂上，田里有很多乡亲们在插晚谷秧。
      “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在读了一些书以后，“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这段话不是我写的，也不是写我的，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引述毛泽东自己的话。斯诺评论说：“在毛泽东父亲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人”。在我父亲眼里，我也不是合格的庄稼人，但我不和父亲吵架，这一点我们不同。
    后来有人据此认为，敬爱的毛主席不懂农事，不知道1亩地产不了5万斤，他是被人蒙骗了。这话我不信，因为我也不懂农事，但我就知道亩产不仅产不了5万斤，连5000斤都到不了！这话扯得有点远了。
    幸好我十来岁就学会了赚钱。我家屋后有塘名旱坑，是集体的鱼塘，鱼塘通着一条几十米的沟渠。夏天的夜里，朗月高悬，加成、生元和我在旱坑里使劲地扑腾，把鱼赶到沟里去。又用父亲的渔网把鱼往沟尾解（方言gai，人在沟两岸把渔网张开往前拖）。解到沟尽头，鱼真多啊，月光下白花花一片窜来跳去直让人兴奋得哆嗦打喷嚏。
    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有一片稻田略高于河沟，白天抽水机往稻田灌满水，夜里我们去把田埂扒开，水流回沟里，鱼儿自己会迎水而上，尤其是鲫鱼。次日，天刚蒙蒙亮，小伙伴们真的惊呆了：稻田低洼处，小水洼里尽是鱼，正在噼噼啪啪地挣扎哩！我们把篮子装的提不动了，剩下的都不要了。天大亮，大人们上工来，有人叫着：“昨天是谁挽的田埂？怎么又溃了！”
    这不是游戏那么简单，我们从事的是流通领域的活动，把鱼挑到街上卖了，敞开肚皮吃啊！我一口气吃了两个锅盔两根油条一个洋糖酥外加一碗包面，至今记得清晰。如此几番下来，我们有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20多块钱--那是很多很多的钱啊！3个人轮换着听，一人一天，熬不住时，也会一起听，主要是听来自祖国宝岛的声音，除了什么什么之外，还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只觉得有一只小手，在幼小的心里面挠啊挠啊，痒痒的。
    我差不多是我们那一带最早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奇怪的是，后来我怎么把赚钱的本领弄丢了呢？（2014/4/13 待续）

神州大地

"宏观上可以说我热爱家乡，微观上一点都不爱，我主要是不爱做农活－也不是不爱，耕田耙地，一样都学不会。老牛拉着犁往前走，我扶着犁尾巴随后，犁头要么吃土太深，任3头牛也拉不动；要么犁头高高昂起，地上痕迹都不现。我老是吃不准角度。地里的稻谷、麦子和禾草，收割后要用草腰子捆起来搬运，打草腰子是种田人的一项基本功，它不同于搓草绳，只有一股，把稻草绞紧了，盘成塔状，压扁存放以备用，比草绳粗得多。父亲手把手教我很久，见我老是学不会，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是绝了望了。"
   要是你会耕田犁地.我们就看不到你的许多大作呵！

九九

"春节刚过，队里安排了几个人，到沔阳一个叫杨林尾的地方积肥，就是捡粪的意思。"

      想不到你的第一次出门远行捡粪就（招财进宝）给家里添置了固定资产，读到这趣事我不禁乐了，我也有个与捡粪（偷粪）难忘的遭遇浮上了心头；莫约也是在那个年代的夏季，那时候我家十几口还住在自家的平房里，那一带家家户户都没有卫生间，附近有个较大的公共厕所“生意”十分兴隆，一天深夜我肚痛内急，从床上爬起摸黑急匆匆冲进厕所（无灯），只觉脚下一片泥泞莫约二步拖鞋掉了，跨上蹲坑踩空了，一只腿滑进坑槽里，两手趴地上身倾倒，里屎外屎搅合一身。这时眼睛适应了黑暗依稀可见地上尿屎一片，跌跌爬爬逃出公厕，崴着腿挪回家。在那一段时间内这个公厕屡屡发生偷粪（捡粪）事件，甚至还有过趁着风高月黑把看厕所的堵塞嘴捆绑了，把粪便席卷一空，公厕脏得地迈不了步，附近居民怨声载道。由此可见，在那个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的年代，人的被穷苦逼疯了。

     还有城市管理的尺度如何把握是个技术活，首先要有将心比心的包容性，谁都不愿意看到把商贩追得鸡飞狗上屋的场景，再也不要执法把人打死。
      

大光

大约城市发展了，成熟些了，胸怀就宽，慢慢有了包容性。——我忽然想到，城管的产生是不是与不包容大有关系？居民与商贩不包容，政绩与民愿不包容，文明与野蛮不包容，市容与垃圾不包容，权力与民生不包容，等等等等。

布衣者

我有一个富爸爸
      老父亲住在大弟那儿，这几天咽喉发炎，殃及支气管，他把抽了五六十年的烟给戒了，我有点不敢相信。晚饭后我去看他，建议他别戒了，都80多岁，过不了几年就会彻底戒了，何必折腾自己。父亲像小孩一样嘿嘿笑，继续看他的《隋唐英雄传》，我和大弟坐在一旁陪他。
      没有任何触动，他忽然回头看我一眼：＂我就是对不起中英，没有让她读书，她一直恨我哩＂。过了一会又说：＂有一年年尾分红，我分到了1分钱＂。这部电视剧他看过十几遍了，我知道他心里想着事，看得不专注，就把电视机关了，陪他聊天。
      中英是我的妹妹，是我的3个弟弟的姐姐，比我小4岁。1969年秋天，我刚进初中，妹妹要上2年级了，父亲不让她去学校。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公社化时代，我们家七八张嘴，只有父母两个劳力，父亲老是觉得占了集体的便宜，在人前自觉矮3分，抬不起头来。生产队里有四五个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娃，没有一个上学。妹妹上学成绩好，期中期末都是头名，张校长也来家做动员工作。父亲对妹妹说：＂你去找个伴，只要有一个女娃读书，我都让你去。＂妹妹眼里含着泪，一家一家去央求。小珍跟妹妹是好朋友，她是北京的妹妹，家里条件好，上面3个哥哥都是劳力，就她一人吃闲饭，也不去上学。妹妹最终失望而归，几天不肯吃饭。
      我和浩兄经常说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经常饿得两眼发花，胃里一阵阵涌酸水，在坑里一把一把捧水喝，那是真饿呀！＂现在想起那种感觉，他还会有生理反应。我则完全没有关于饥饿的记忆。原因就再于：我们有个能干的爸爸，他很会找钱。
      临近冬季，树叶落尽，野草枯黄，田野瘦骨嶙峋，像祖母们喂养几代人之后干瘪的乳房。这时候，有些野物就要到村里寻食。父亲便从阁楼上找出打笼和黄鼠狼夹子，修理整固以备用。他在后墙贴着地面开了个半尺见方的洞，平时用砖头挡着。天渐寒，父亲把墙洞打开，打笼对着洞口，里面放上鸡头鸡脚和羽毛，等着黄鼠狼来拜年。某一天半夜，打笼里弄出很大的动静，伴着浓浓的骚腥味。这是黄鼠狼钻进打笼，踩着踏板，触动了机关。笼口挡板掉下来，黄鼠狼无路可逃，成了囊中之物。
      捕捉黄鼠狼还有其他方法。一是把夹子放在黄鼠狼洞口，等它出来受夹。另一个是在野外斜着支起一个木架，下面放些诱饵，架子上压泥块。寒冷的夜晚，最好是下了雪，黄鼠狼出来觅食，触动支架，架子重重的压下来，等着父亲早上去收获……
      一个冬季下来，运气好，我们家能逮着七八上十只黄鼠狼。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一副成色好的皮子可以卖到五六块钱。那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我小的时候，父亲每年都要在菜园子里种甘蔗。十月底，砍了甘蔗，父亲就地挖个坑，把甘蔗下窖。春节前后，我，或者弟弟，随父亲挑了甘蔗四里八乡去卖。一根一角二角钱，两架子一挑也能卖好几块。这也是我们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以我现在的心境来判断，父亲当时虽然艰辛，有儿子跟着他走村串户卖甘蔗，应该也有快乐吧？
      父亲还是我们村子里的打渔能手，捕鱼的收入，主要用于买油盐和我们几弟兄的铅笔书本，是家里日常开支的有力补充。
      我问他：“为什么先浩哥家里老不够吃？”父亲说，光靠集体还不饿死？“他父亲是读书人，小时候我在田里插秧，他父亲用蓝花布包了书，到府场迎龙寺读长学。”父亲的意思是，读书人没什么用处。浩兄也认同这一说法，在农耕时代，读书确也无大用，除非做官到七品（县处级）以上。春节我在老家去看他，８６岁的老人，还在抄写善书，眼不花，手不颤，一笔小楷工工整整。
      在队上，我家年年是超支户，要倒给队里钱，父亲总能及时还上，从不拖欠。有一年队里收成好，10分工能值一角多钱，年底分红，父亲首次领到了钱－１分钱。走到旱坑边，他大叫一声：“见你姆妈个鬼哟！”使劲把他当年的盈利全部扔进水里。那是心酸，还是痛快？我没有问他。
      自1953年开始搞合作社“运动”，土地私有制逐步被革掉，生产资料变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此，民间再无贫富差别，大家“共同致贫”。能吃饱肚子，不欠集体和个人的债，冬天穿得上袄子和棉鞋，这就是殷实人家。我们有个富爸爸，但是，我们家只富了一代。（2014/4/14 待续）

九九

"我差不多是我们那一带最早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奇怪的是，后来我怎么把赚钱的本领弄丢了呢”

      可是我觉得你从来都没有把赚钱的本领丢啊，那些作弊，搞鱼摸虾挣小钱的活你看不上啦，这不，你们那一带，你们村就是出了个会赚大钱的你，家乡的大水潭子还等着你续钱修哦，在你的身上有着会搞钱能干的遗传基因。你们家怎么会富一代呢？最少富三代呀！

     羡慕你小时候一口气吃过那么多好吃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候我吃树叶子肚子疼得上吐下泻差点死了、、、、、、。

布衣者

九九 发表于 2014-4-16 10:27
"我差不多是我们那一带最早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奇怪的是，后来我怎么把赚钱的本领弄丢了呢”

       ...

九九老兄明鉴，小弟真是把偷鱼摸虾的本领弄丢了，当年在村里，都是一姓的人，偷点公家的鱼，大人们不会说什么。当下还有好多人在偷鱼摸虾赚大钱，小弟不敢，只能老老实实赚工资啊！
我正在写公社化的事儿，您在“自然灾害”年代吃得苦，一份天灾，九分人祸啊！

布衣者

褚家潭子的绩效考核
    我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的追索，不是出于唱红歌之类崇高的政治理想，更不是怀有什么险恶的反革命动机。实在是因为，这是我生命的底色，是时代搭建的生命舞台，是生命穿越的时光遂道。它们是藤，我是藤上不起眼的一片叶子；或者它们也只是时间藤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花有香臭，果有善恶。而我什么也不是。
    我只能通过一根毛发解读巨人--这根毛就是我的故乡褚家（音ge）潭子。它是共和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经济组织、社会文化组织。我的伯父曾是这个组织的财政部长--我们生产队的会计。
    一个多月前，我把伯父从ICU推出来，准备送他回家，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找出一张纸条：君君500元，小军100元，广山100，木青200元……这是春节期间后辈们送给他的红包，他习惯了记账。我读小学的时候，在他的阁楼上看到过十几捆账本，整整齐齐码放着，以备历史检验。伯父是一个谨慎的人。后来，整个历史都经不起检验了，那些账本放在茅厕里成了易耗品。我曾蹲在那儿读过一些，父亲的工分一直是12分，他属于强壮劳动力，比一般劳力还高出20%。
    伯父在世的时候，我以侄儿记者身份经常对其进行非正式采访，昨日又对父亲进行了补充采访，现对褚家潭子公社时期的绩效考核及分配制度报道如下：
    绩效标准：每日男壮劳力11—12分、一般劳力10分、半劳力7分；女壮劳力9分，一般劳力7--8分，半劳力5--6分。该标准在不同年份略有调整。
    绩效评定：每年年初，由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工员根据每个社员体力、技能、态度即所谓“德能勤绩”，议定其每日工分标准。没有好恶，不分亲疏。
    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兼顾老幼病残。
    分配形式：实物分配加现金分配。食物主要是指口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实物分配上。全队20几户，100多口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分给基本口粮，每人200斤左右，折合每日约4两米。基本粮之外，要靠工分“抢”，就是竞争。劳动力多的家庭，分得粮食就多，家大口阔如吾家，粮食肯定是不够的，靠自力更生各显神通，有个会挣钱的爸爸就很重要。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早餐晚餐，“共产主义公社”也不例外，基本粮和工分粮都是要作价的。年终结算，队里卖公粮搞副业结余的钱，除以工分总数，得出分值。褚家潭子地少，10分工的分值通常在1角以下。我家一年分粮3000斤左右，2分钱1斤，计价60元；父母两人的工分大约6000分，若当年分值低于1角，就入不敷出，这就是超支户的由来。
    胜利大队分值经常高达3角以上，姑娘们都愿意往那儿嫁。
    我不负责记录历史，但我的身体见证了历史。我慈爱的母亲在孕育我的时候，有人正在孕育“反右”，我和很多右派几乎同时诞生。我出生第二年就“大跃进”，一跃就跃进了人民公社；公社仅仅折腾了2年，就“自然”迎来了3年灾害；人要活命就贪占，贪占之后要“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清来清去清不清，接着“文化大革命”。
    我提请网友注意其中的逻辑关系：胆子大了就多打粮，粮食多了就多上缴，上缴多了就吃不饱，吃不饱就要饿死人。我还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发布：凡是热烈积极紧密创造性地跟进的地方，就是灾难最深重的地方。据正史记载：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在河南信阳；两年后，那里“非正常”死亡150万人。河南有个吴芝圃，信阳有个路宪文，他们的名字，将在一种柱子上永垂！
    我一直觉得我是幸运的（肝癌不除外），我正在看着历史如何纠正自己的错误。1957年，中国出了5个右派，“反右”扩大了一点，扩大了550000多人，现在不都纠正啦！还有些事情我们可能走了弯路，比如土地问题，迁徙问题，生孩子的问题等问题，这些个弯也许弯很了，弯成了一个圆。要把它们再走直，得费一些时间。（2014/4/15 待续）
   

田野

“打草腰子”！已经有几十年没听到这个词了。今天布衣者对它的精彩描述勾起了我少时的回忆。在生产队的年代，大雨天下不了地干活时，大老爷们就会集中到“队屋”去“打草腰子”。大家围着一堆凌乱稻草一边“打草腰子”，一边说笑话、讲故事。“打草腰子”还真是个农技活，它有点像老太太纺的”棉线“，只不过材料和方式不同。我始终没学会，但也会去那里帮忙，帮大人们搬稻草和“草腰子”,主要的目的还是去听大人们海阔天空的“砍大山”和讲故事......

布衣者

知识青年到农村来
    夏天快过完了，树上的知了还在吱呀吱呀的叫唤，一浪高过一浪。我穿过村后的树林，走近家林哥屋旁边的小棚子，偷偷往里瞧。那是1969年，我才12岁，还没有什么别的动机，只是像看新姑娘（故乡对新娘的叫法）一样好奇。从武汉大城市来了两个姐姐，一个高大，从上到下都饱满，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美；另一个小巧一些，也生得清秀。个子高的叫兰萍，矮个的叫满珍，都姓张，十七八岁。后来我长大了，在书上读到＂性感＂两个字，我一下就懂了，就是兰萍的意思。
    伯父的屋子离她们只隔4户人家，伯母常去帮她们筛米、腌菜，给她俩很多照顾，。不久，队里给她们盖了两间小平房，我很喜欢随姐姐去她们那儿玩。
    3年后，她们要回城了，临走之前的一天，我陪母亲去马口卫生所看病，兰萍交给我母亲一封信，带给谭医生。谭是府场街上的人，生的高大又英俊。那信我看了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已经15岁了，处在成长的敏感时期。此前她们在大潭子游泳，让我得以近距离观瞻，我以前提到过，就不多说了。我到武汉上大学，姐姐早我一年到华中师范学院读书，她还带我去满珍家吃过饭。
    我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感知是从兰萍满珍开始的。后来我读过不少知情文学，也查阅了一点正史野史的资料，似乎弄清了“上山下乡”的生前生后事。5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热血冲动，要到边疆献青春，这没什么问题，任何年代都有的，当下也有。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不得了了，孩子们都不上学了，呆在城市闹文化大革命。很多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没法安排他们就业。“红卫兵”组织的政治热情摧枯拉朽，恐怖啊！几千万人哪！后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他们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啊，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哩。兰萍满珍就来到了我们村。
   高中毕了业，作为党的后备干部，我被安排到大队农科所当技术员。李伏萍、司明兰是沙市知青，下放到我们大队，她们两个也被照顾到了农科所。农科所的好处是，没什么重体力劳动，下雨就打扑克。春夏季节的晚上，我们经常打着手电筒捉鳝鱼，用于次日改善伙食。有一回在简沟里抓住了一条大鲶鱼，当夜就煮了下酒，留下许多快乐回忆。但她们俩多数时候不快乐，整天想着回城。伏萍的父亲曾还带了许多副食品，到公社、大队走后门。
    调到沙市工作以后，我去纺织厂找过她们，后来一段时间一直有联系。我还把司明兰的妹妹介绍给我在沙市一中的大学好友，他们育有一子，儿子在美国读博士。但他们二人早已劳燕分飞。
    我记不得伏萍和小司是哪一年回城的。各地的知青陆续地来，也断断续续地走。除了少数特殊家庭的子女，多数是靠和当地干部搞好关系。许多漂亮的女知青，基本上要和干部保持没有距离的关系！否则就得扎根农村。而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小技术员，后来甚至连技术员都不是了。我们那儿有个知青办主任，姓汪，干瘦干瘦的不成人形，他在与政府办公楼垂直的左边一溜平房里办公，“知青办”有两间办公室，他在里间，我的姓唐的高中同学和另一个人在外间。唐属于“亦工亦农”，相当于今天的临时工。汪主任和很多女知青在里屋谈过心，一谈就是个把小时。唐愤愤不平地讲给我听，我也愤愤不平！
    在我的印象里，汪主任是个瘦高的老头，他当时实际只有约50岁，曲指算来，他该早不在人世了吧？愿天堂里没有“知青办”，如果他能去那儿的话。
    1978年10月，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寿终正寝。整整十年，几千万年轻人青春荒废，命运改变，甚至人生毁灭，也是“史无前例”！我看到一篇评论说：“80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我还没有读懂其中的联系。（2014/4/16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