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后需要终身服抗排异药？ NO,浙大一院肝移植患者已有8人停药

天若有情

　　上周末，浙大一院举办了第九届肝友会，150余位肝移植患者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一院院长郑树森领衔的肝移植团队，自1993年来已完成临床肝移植1600余例。目前，健康存活10年以上的达100余人，在国内移植中心中首屈一指。

    医学上认为，接受肝移植术后5年以上，即可认为进入长期存活，其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可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浙大一院肝移植中心良性终末期肝病的受者，肝移植术后存活率如今已达85%以上。郑树森院士提出的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也受到了国际同行广泛认可，成为行业通行选择标准。

    董建胜：4年前就已停服抗排异药

    董建胜，已经50岁，但却有一身肌肉，压根看不出换过肝。

    他外向开朗，习惯说完一段话就哈哈大笑。2003年，董建胜被查出肝脏上长了2个肿瘤，一个4厘米，一个3.6厘米，“做了5次介入手术，但病情仍未得到控制。癌痛很厉害，靠杜冷丁、吗啡等止痛已经不见效，平时需要用一条凳子顶在肝脏这个地方，会稍微好受一点。”他说，当年40岁都不还到，就决定冒险做肝移植。

    术后4个月，他正常上班了。2012年，他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世界移植运动会，拿获了100米的冠军，铅球项目的亚军，羽毛球双打季军。

    让董建胜与大部分肝移植患者不同的是，他已经不再服用抗排异药。他平时爱健身，肝功能指标一直都还不错，2008年在咨询医生后，尝试慢慢减药，一开始停药后每隔10天就去做个肝功能检查，后来逐渐延长到1个月、2个月、3个月检查一次。4年前，彻底停药。

    “一般来说，器官移植患者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但我们这里的肝移植患者中，已经有8人停止服药。”郑树森说，他们正在研究移植患者的停药标准，希望能和肝移植的“杭州标准”一样，能成为行业新标杆。

    王礼昌：1/4的肝脏移植给了儿子

    王礼昌的儿子今年9岁了，上二年级。

    回忆起6年前的事情，他感慨万分。那年，才3岁的儿子出现了肝硬化、腹水，吃了近半年的中药，都不能控制疾病。“第一个儿子也是肝硬化、腹水，后来没了，这是第二个儿子，所以当时我们很绝望。”王礼昌说，带着孩子去上海儿童医院看，医生告诉他肝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方式，但是宝宝太小，他们医院做不了。

    王礼昌又带着孩子来到浙医儿院，经推荐，又找到了浙大一院的郑树森院士。“做个手术要二三十万，当时我们凑来凑去，才几万块钱，压根做不起。”他说，医院了解情况后，积极帮忙联系媒体募捐。手术很顺利，王礼昌捐献了1/4的肝脏，移植给了儿子。

    如今，孩子已经健健康康长到了9岁，和其他健康的孩子一样，能正常上学校的体育课。2012年，儿子还参加了世界移植运动会的跑步、跳远等项目，拿获了3块银牌。

   黄坚：即将迎来第二个宝宝

    黄坚，33岁，他的生命和名字一样，坚强！再过半个月，第二个宝宝就要和他见面了，“预产期二十多号，快了，快了……”他说。

    2007年，患肝小静脉闭塞的他已经出现昏迷，要想让生命延续，肝移植是唯一的选择。堂弟为他捐献了1/2的肝脏，术后他恢复得挺好。

    2008年，黄坚结婚了。2009年5月，第一个宝宝诞生了。“说实话，当时我还在吃三四种药，药量很大，我们为要不要生孩子纠结了很久，后来咨询医生，说影响不大。”

    去年开始，他已经只吃一种抗排异药，药量少了很多，有了第一个健康宝宝的他，更“肆无忌惮”地决定再生一个。“我现在感觉挺好，想过几年也学学董建胜，尝试一下停服抗排异药。”黄坚说。

甲子轮回

移植人的福音。{:soso_e179:}

聪聪

羡慕不嫉妒，不吃药的一定是少数的人吧，想停药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慢慢的减

灿烂夏花

的确，这种“待遇”令人羡慕和嫉妒。但是，这毕竟属于个案（虽然已有几例），绝大多数的移友们还是需要忠实于抗排斥药和它们紧密相随地不离不弃到永远。

天若有情

我还羡慕妒忌恨呢，肝移植可以慢慢减药甚至停药。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肾移植却做不到。只能尽量把握排异与药物毒性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