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150:1？NO，实

天若有情

　前沿声音

　　从今年1月1日起，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管。它的取消会不会影响器官移植的进展？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又该怎样开展？全国两会上也有声音。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现今的身份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4日下午，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告诉记者，我国目前需要移植的大约有30万人，能移植得起、且在系统里排队等待的有2.2万人。取消死囚器官后，原本所谓的上不了台面的“材料费”5-8万元将消失，器官移植真正走在“阳光”下。取消死囚器官后，我国移植所需器官能否满足临床需要？器官移植还有哪些瓶颈？是否需要给器官捐献者一定的补偿？对这些问题，他一一道来。　文/图　记者　杨芳

　　全国需要器官移植的人群大约30万　器官需求比3:1

　　记者：目前，有没有一个统计，我国需要器官移植的人群到底有多大？按照以往说的供需比例，150个人中只有1个人才能得到移植机会，每年我国有多少“幸运儿”可进行器官移植？

　　黄洁夫：根据我们的统计，全国需要器官移植的人群大约有30万。你说的这个150:1，还有我听说的30:1，好像都是在说供体器官多么缺乏。实际上，国内这个比例大约是3:1，即有一个器官，3个人都想得到移植机会。我想说明的是，制约器官移植数量的并不只是器官短缺，而是有多个因素。第一因素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移植手术价格昂贵，目前我国医保没有覆盖器官移植，不少病人难以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手术。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器官移植的能力。移植技术复杂，再加上以往器官来源不阳光，导致我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生和医院数量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只有169家医院具备一项或多项移植资质，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目前，这些医院移植服务能力也只有每年1万例左右。第三才是器官捐献的数量。

　　未来3到5年，我国有望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不用担心取消死囚器官会减少移植。

　　为什么这么自信？全国在等待2.2万人　每年能做1万多例

　　记者：感觉您特别自信，不担心供体瓶颈。

　　黄洁夫：目前，全国经过网上等待移植的患者有2.2万人，今年公民的捐献，就能做到1万例以上。

　　为什么这么自信，我有最新的数据。这是昨天的数字，今年1月1日到3月3日，仅两个月我们已经有381例捐献，捐献器官937个，加上角膜约在1200左右。即便是在春节期间，这是国人忌讳生死的时候，我们也有捐献。

　　我们从2010年开始试点器官捐献，试点的11个省市，在三年里，共有器官捐献个案1441例。但2014年，仅一年就实现了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30%的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的80%器官均来自公民自愿捐献。所以，今年很有信心完成1万例以上，因为大气候在，捐献会越来越多。

　　我国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万人，即使只有1‰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

　　原来只是看到曙光，现在是事实。取消死囚器官以后，我们的捐献事业已走上阳光大道，正道肯定是宽广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事业有信心。

　　记者：您刚才说的排队等待的患者有2.2万例，这似乎和我们在一线采访的感受不同。因为我们发现每个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生手里都有厚厚的本子，上面是密密麻麻排队的人。

　　黄洁夫：可能刚才我说的你还没有理解。现阶段，制约器官移植例数的不是器官供体的短缺，而是经济原因。很多人都交不起这个钱，很多困难家庭难以支付移植费用，未能进到医院里。

　　所以，我们的器官移植更应该像大病一样，纳入医保中去，让家庭困难的人都能移植得起。

　　5-8万元的“材料费”将消失　供体受体见面也不是不可能

　　记者：此前的采访中，我注意到，那些获得了器官移植机会的患者，需要额外支付5-8万元的“材料费”，这个“材料费”既没有发票也不能纳入报销，好像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黄洁夫：原来的确是有的，有死囚器官，所以会“地下操作”。现在都是阳光下捐献，这个“材料费”会消失，以后都不会有了。

　　记者：在以后的器官捐献中，我们会不会给捐献者一定的补偿？

　　黄洁夫：去年的1700例捐献，很多都是困难家庭捐献，没有人提出过要钱。他们把自愿捐献器官当成是阳光下的奉献，是救人的“生命礼物”，没人要钱。

　　当然我们发现了困难家庭捐了器官，希望给他们一些救助，但他们都不要。由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的器官捐献者家庭一提到钱，都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亲人生命的一部分，希望是生命的延续。如果有金钱的往来夹杂在里面，感觉这个味道就变了。

　　可是我们的管理体制这方面，人家有贡献，我们也一定要体现社会的关爱。比如，采取一些措施，像捐献者抢救过程中的医药费要免掉，不管多少钱，治疗费用全免，捐赠后，安葬火化，这些费用也都由我们的体系来解决。

　　我们也希望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能够有更多地反馈给社会。西方说，器官移植的受体和献体是不能够见面的。但其实我觉得，我国的体系建设好以后，可以更多地鼓励社会的互动。前年，广东佛山，有个台湾人捐献器官，救了三个人。他的爸爸妈妈从台湾过来，受体都管捐献者的爸爸妈妈叫爷爷奶奶，多感人。所以，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要照搬西方的。

　　应全面修订人体器官捐献条例　别让部门利益成“拦路虎”

　　记者：您觉得，目前环境下，关于器官捐献和移植，还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黄洁夫：我这次提了一个提案，当务之急，是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需要全面修订。今年，推广器官移植工作，我想，应该把“条例”、“暂行规定”、“刑法器官买卖罪”等三十多个文件，整合在一起，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器官移植法文件。

　　“下圣治事，中圣治人，上圣制法。”我们现在要全面依法治国，从法律法规层面进行规范，所有机构的建设都有待法律的完善。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一起呼吁这个条例尽快修订，新的器官移植法能够出台，明确界定红十字会、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的权责。

　　我们的捐献事业现在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卫生行政部门怎么配合，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交通部、民政部、公安部都得配合，怎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我们的事业进行中老是出现部门利益的影子